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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行为,应该建立在真情上。在爱情的基础上,即出于爱情的性行为是高尚的,自古以来就受到了社会广泛而热情的赞誉。妓女的性行为不是建立在爱情上,俗话就说婊子无情,商人无义。历来人们对妓女的轻视其实主要是因为这一点,包括今天人们对张钰的轻视也是这样,连张钰本人也不敢说自己的性交易行为是高尚的。 不是出于爱情而发生的性行为,是不是就是应该被谴责的对象呢? 这要分析其真实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既然从动机的角度考察性行为,就显然不能仅仅因为不是出于爱情就否定它。比如说,有的女青年为了给母亲治病,为了帮助弟弟上学,要出卖自己,这我们能去谴责她么? 有人说,妓女都好逸恶劳。这种说法,是建立在不承认性服务也是一种劳动的基础上。既然我们承认社会有这种需要,那么给别人提高性服务就不能说不是劳动。既然也是劳动,那么因此说妓女好逸恶劳也就不能成立。 有人说,妓女从事那行当是为了高收入,过好生活。争取富裕的生活水平,人人都这样,单单拿追求高生活水准这一点来谴责妓女,显然不能成立。只要社会有需求,凭什么就不能允许一些人自愿地从事这一行呢? 有人说,妓女只是为了钱,不讲感情、道德等等。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在全社会都鄙视妓女、有机会就欺负妓女的情况下,你怎么还指望妓女讲感情、讲道德呢?只有在全社会把妓女看作一种正当的职业给予应有尊重的时候,人们才有权利要求妓女同其它行业一样讲感情,讲道德什么的。道理,难道不是应该这样讲吗?当全社会歧视某一行业的时候,从事这一行的人就很可能不把自己当人,这是顺理成章的。 妓女的性行为,其实动机不外两种,一种是为了钱,一种是为了获得快感。单纯为了获得快感的,其实不应该算是妓女,因为那仅仅是她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例如木子美与很多男人发生性行为,仍然不能说她是妓女。真正的妓女必须是为了钱而出卖肉体。实际情况是,有的女性虽然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获得快感,但男人们却过意不去,主动给了她金钱,而她也接受了,于是这样的人就很难说与真正的妓女有什么区别了。其实区别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区别就在于主观动机是不是为了金钱,是否为了金钱讨价还价。如果某个妓女主观动机不是为了金钱,实际上是仍然不应该按妓女对待她。不过主观动机别人看不见,往往只有自己知道罢了。 有人为了钱而违心地出卖肉体,与自己没感情的异性发生性行为,虽然的确亵渎了人们普遍存在的对性行为喜爱和尊重的感情,但那毕竟只是她自己的事情,她若内心因此感到龌龊,只是她自己心里不快活,与他人无关。在尊重个性自由、尊重他人人权的今天,我们没有权利也没有必要去管这样的闲事。 其实,在传统道德势力很强大的今天,以被全社会歧视和欺负为代价,去当妓女,以此谋生,以此为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唯一选择,不是心甘情愿而是违心地与异性发生性行为,发生了这种情况,究竟是社会应该受到谴责,还是个人应该受到谴责呢? 我认为,即使站在传统道德的立场上,应该受到谴责的也是社会。当有众多的青年女性为了提高或改善自己的经济收入而去当妓女的时候,我们应该说这个社会糟透了。当全社会还在普遍歧视妓女的时候,说明社会还停留在原始野蛮的进化阶段,还不够现代文明。 如果社会一定要谴责这种行为,那么社会为什么不给她提供更好的谋生途径呢? 如果一个女人除了当妓女卖淫就没法儿活下去,这种情况下应该受到谴责的是社会,对此大概没有异议。如果仅仅是为了更高的生活水平,或者只是为了避免以其它有苦有累的劳动方式谋生,那妓女本人就应该受到谴责,这是我们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观点。 我认为,即使是为了更高的生活水平,妓女本人也未必就应该受到谴责。因为我们应该承认,性服务也是一种劳动;我们还可以反问,社会为什么不能给妓女提供其它可以提高生活水平而且同样不苦不累的劳动方式呢?如果还有更好的选择,她们还愿意违背自己的感情与别人发生性行为吗? 以劳动为生活的需要,至少我们现在做不到。劳动大多数情况下是我们不情愿的,被迫的。权衡利弊,比较轻重,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最愿意接受的劳动方式。在个人自由权利受到充分尊重的社会里,一个女人若愿意选择妓女这一行,实在是谁也管不着。谁有条件并且愿意选择这一行的,自己去选择呀,谁挡你来着?在公平的基础上,自由竞争就是了;如果你是女的当妓女也挣不到钱,只能怪自己。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奴隶,拿什么作标准呢?我以为有四个标准:人身自由,经济自立,获得信息的自由以及思想自由,社会评价及尊重。没有这些的,就是奴隶。从这一点来看,由于人类社会进步的文明程度不够,直到目前,我们几乎每个人都还在某种程度上是奴隶,真正的人,完全合格的人自古以来很少。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开口必须喊别人万岁,早请示,晚汇报,一遍又一遍地鞠躬……每个人都被死死地固定在单位或生产队里,经济上贫穷,只有表面上的社会尊重比较强,被称为国家的主人翁。所以,科学地说,那阵子人们的奴隶属性更强,更显著。 妓女为了金钱而从事性交易活动,实质上就是其经济不能自立的表现,所以,这是她们的奴隶身份、奴隶属性的表现之一。一个人沦为奴隶,过错在社会而不在他本人。当人类社会进步到无须为经济生活发愁的时候,人们也就不会为了金钱而当妓女了,真正意义、严格意义上的妓女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需要改变的是社会,需要推动社会进步才是。 当前,我们不是说想建立和谐社会吗?依我看,和谐社会必须解决性生活问题,这至少是条件或前提之一。一个社会若解决不了人们的性生活问题,大量的孤男寡女思性若渴,那还能和谐得了吗? 我以为在和谐社会里,性服务应该是合法的,公开的;在比现在更进步的时代,人类对妓女应该是充分受尊重的,像对其它任何职业一样。到了那时候,妓女才有希望、也必定能表现出良好的道德情操,特别是职业道德。 歧视妓女,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还有待提高;把妓女拉出去游街示众,表明我们许多人还不懂得什么是人权。尊重妓女,就是尊重我们自己。尊重包括妓女在内的下层社会的人们,拣破烂的,蹬人力车的,乞丐……是我们应有的文明。看来,我们还很需要学习。 1971年的时候,我是一个高中生。那时候我们有好多次突然停课,紧急集合跑到大街上去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就是那些私自出售自己院子里果树产的杏、桃什么的人们。我不记得自己亲自抓过什么人,但确实追赶、驱散过那些慌忙逃走的人。如今回想起来,自己还是觉得有愧。我想,如今深圳那些把妓女游街示众的人们,将来也会内心不安吧。如此,就是我们人类的文明进步了。 “小姐”是经济发展情况的是一个晴雨表 从妓女看中国经济的发展 文 / 房小可 写下这个标题时,我的额头在冒汗,因为这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搞不要遭到批判,但是既然有话要说,就得扛住。 巴尔扎克曾不断地追求年轻姑娘,但后来却利用自己的名声和才华,让一个俄国富婆怀 普希金为女人而决斗,就像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他为了女人而倒下,用血泊为自己诗一般的生命划上句号。 《荷马史诗》中最著名的故事,就是为了海伦而爆发的那场战争。 歌德说:“引导我们上升的永恒的女性。” 米兰·昆德拉说:“女人是男人的未来。” 历史上一些伟大人物为了女人而疯狂,而改变和断送事业,而死,他们的疯狂成为他们以非理性而暴露人性的某种闪光。林语堂说:“使这些伟大人物都成为可爱者,使他们有人性者,实是他们的缺‘理性’,而不是缺‘合理性’。” 但我们毫无理由因此而认为,如今中国“成功者”的包二奶行为,具有闪烁人性光泽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包二奶是一种工于心计的精心策划的行为,体现着经营者的“理性”,与那些伟大人物的看似荒诞有着天壤之别。“女人是男人的未来”,但女人在成为二奶的时候没什么明亮的未来,也不永恒。 一位笔者了解较多的私企老板,身价千万时,背后站着结发妻子,也就是他结婚35年却早已人老珠黄的老婆。老板大约10年前开始包二奶,全包的和半包的先后不下5位。其事业因女儿对父亲行为的坚决反对而受到巨大损害——以老板和二奶为首的一方与以老婆、女儿等为首的另一方实行彻底决裂。互相拆台,明争暗斗,对簿公堂。老板宣称:“我不能没有爱情!” 该老板和历史上伟大人物相比,有点为了女人而疯狂的意思。但他的轶事很难被载入史册,不是因为他不是名人,而是因为为了女人的心态完全不同。当老婆和女儿要以重婚罪而起诉他时,他千方百计办理了离婚手续;当因为公司名称注册权纠纷无法解决时,他又和老婆复婚。二奶在他事业圈子之外,其实始终是威胁他的名誉和事业的一个阴影,因而被安排在郊区,不许轻易露面,基本上成为地下工作者。麻烦并不仅此而已,二奶与三奶之间的矛盾很令人头疼,三奶在公司里以锋芒毕露的优越感而造成人际关系紧张,老板对其娇宠严重影响了公司经营。 另一位笔者了解的年轻官员,则是用灰色收入包养了一位高挑、靓丽的歌厅女孩,只是因为女方怀孕已经半年了才匆匆买了公寓,来不及装修就住进去,孩子生下来刚刚三个月就开始谈判。这位年轻官员最大的软肋就是生怕女孩闹到单位,所以将房产记到女方名下,算是青春补偿费和孩子抚养费。此后,男方消失,女孩搬到农村住平房,公寓出租,自己成为收取房租的房主。而那孩子及孩子的未来,完全被排除在协议书内容之外。 除了上述两则故事之外,还有一些观察使我有理由认为,包二奶是一种低劣的男女游戏,是一些收入高档、精神低档的人由于缺乏创意又缺乏勇气,而在现代社会对历史上蓄妾制的拙劣模仿。既不是喜剧,也不是悲剧,既缺乏戏剧的幽默,也没有悲剧的深沉,既缺少红色的浪漫,也匮乏绿色的深情,只是一种灰色的经营式闹剧。 多数被包养者,那些在豪华公寓或别墅中、或者在宾馆某个房间里栖居的二奶、三奶,那些颇有风姿和年龄优势的女人,只能是消费品,或者是在一定范围内凭以炫耀的装饰品。炫耀是局限在一定范围或一定场合的,尤其是官员们的二奶,何时公开露面,何时隐蔽地下,须听凭安排。即她们何时可以满足自己的虚荣,何时安分守己于物质享受,是一种“计划经济”。在这两者之间左右逢源,是当好一个二奶必备的基本素质要求。 包养二奶的款爷或官爷,对于自己一步步拼打或一步步上爬所获成就的精心,远远超过对于女人的精心。他们不会具备恺撒的勇敢和诗人的潇洒,他们可以疯狂地和女人搞,但却理性地将女人安排在一个用金钱铺开、再用金钱封锁的“自由范围”内,那是环绕在“越轨”边缘的一个狭小的缝隙。可以不客气地说,包养二奶的动机,既有欲望,也有帝王达官贵人招妃纳妾的专制遗风,也就是在满足欲望的同时,满足一种主子欲、权势欲、宰制欲。二奶在人格和权利上绝对没有超出嫔妃和贱妾,除了物质上更“现代”以外,在“合法性”上和男女比较地位上,还不如后宫和偏房。比起古代青楼女子,无须“红粉知己”的才华和技艺,也无法享有才子的风流和鉴赏,以及相伴随的浓情蜜意。比起当代妓女,也显得更加被动和单调。尽管她们可以享用一定的奢华,可以住豪宅开奥迪打手机套项链扣镯子,但她们仰仗着恩赐,依附着交换,屈从着淫威,在一手牵着宠物时,脖子上也有一根被牵的绳子。在包养者养宠物的心态和养二奶的心态之间没有实质区别,二奶是物质受宠和人格塌陷相统一的标准宠物。 卓文君随司马相如私奔时以诗言志:“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而老公要娶小老婆,即公开包养古代二奶,连“大奶”地位也决然放弃的卓文君拟《白头吟》相赠:“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充分体现了古代铿锵玫瑰的风采,要知道当时所处的是什么时代?人格不可辱,尊严不可欺,对照一下方可明白如今二奶所处的相对境地。 包二奶,一个“包”字耐人寻味。不是承包的包,不是包件、包间的包,不是领养,不 在包养者眼里,有些二奶还不如宠物“可爱”,她们骚动性总是冲破驯服性而造成某些麻烦,比如二奶反包“二爷”。这也难怪,先用青春换钱,算计着有富余再用钱换点青春。但包二爷做法不可能普及,因为绝大多数二奶缺乏经营的精明和魄力。而且“二爷”绝对不能被“大爷”知道,所以比二奶更地下,二奶在地下一层;二爷在地下二层。由于男权社会总体格局未发生变化,所以二爷比二奶更缺乏驯服性和忠诚度。因而因养二爷而出现凶杀、拐骗现象就不足为怪。 包二奶行为,从经济角度来看不完全是坏事。包养者投资高科技意识普遍薄弱,如果是灰色收入更不愿冒投资风险,这种现象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而二奶的消费除了住房属于泡沫经济部分的消费,其他消费有利于使富翁的资金向社会回流,并刺激消费疲软,比抽逃到国外要好。让中国人的资金在中国流动,在这一点上,美丽的二奶们是有贡献的,该承认就得承认。当然,包二奶包到国外的,另当别论。 可是这是从经济角度来看的,如果从社会角度分析,包二奶之风扩大社会差别,使本来男女性别失调的状况又雪上加霜。有人穷得娶媳妇都困难,有人富得养好几个;有人眼睁睁看着靓妞由于囊中羞涩而却步,有人见了美女轻易搞定左揽右抱,肯定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二奶地下状态的保密工作一旦有疏漏,包养者的原配或子女必将打上门,或采取种种方式予以“制裁”,因此而酿出的纠纷不在少数。时下包养二奶,与过去几房妻妾在一起不同,很难称姐道妹、和平共处。安全保卫工作也需要加强,凶杀、盗窃、欺诈等等犯罪以二奶为侵害对象的事也屡有发生。更重要的是,二奶阵容虽然还不算太强大,但有扩展趋势。包二奶成了一种“成功者的标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后继的“成功者”纷纷产生效仿此等潇洒模式的强烈愿望。而且,后来的美少女们也有不少馋涎欲滴地艳羡着美大姐美阿姨,暗自将她们的优尊与享受纳入自己的人生设计。这有点不大妙。中国在2003年男女比例已经是117∶100,在不久或较久的将来,男女比例失调会加重到何种程度,还很难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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